自去年以来，频繁曝光的师德败坏事件，严重损害了教师的集体形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规定》的出台，可谓回应了社会呼声。《规定》试图以制度化形式促进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对中小学教师师德情况实施过程管理、量化管理和常态管理，可谓一种创新。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世界上最难管的，莫过于人；管人最难的地方，莫过于其道德。道德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规范，其力量可以让一个人大爱无疆，也足以导致一个人无耻下流。因此，用可操作性强的条款来规范师德，是亮点，但也让人产生一些担心。

　　 首先是师德如何激励的问题。我们永远无法穷尽有碍师德的行为，条条框框多了，道德中善的力量有可能被压抑，老师们有可能从此中规中矩、明哲保身。要知道，教师的职责除了教书还有育人，前者还比较容易用具体化的指标衡量，后者则多依靠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这种担心主要来自师德评价体系的设计。学生和家长当然有权利评价老师，但其权重如何，其实是个既微妙又关键的问题。活泼好动的学生可能不喜欢要求严格的老师，希望老师多加管教的家长也可能不欣赏鼓励孩子多加尝试的老师，他们的评价很难称得上公正。况且，老师的良苦用心，未必在当下收效，甚至可能招致当事人的反感，但等到他们领悟时，也许老师早就被评价体系“牺牲”了。

　　 外界评价比重过大，还可能出现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导致老师迎合取悦学生和家长。术业有专攻，教书育人这件事还是教师更专业，这种取悦必然有违教育自身规律。这种倾向已经显现，因为家长们“维权”意识过于强烈，如今很多学校都不开展春游和长跑活动了。因此，师德评价中到底该把握什么样的度？搞“一刀切”合不合适？需要在实践中小心求证，底线应当是束而不缚，不应以伤害教师积极性为代价。

　　 其次，管理师德还是要靠更刚性、更外化的制度和法律来支撑。比如红包问题，如今恐怕不是教师索要红包，而是家长担心自己不送礼、孩子会被另眼相看而主动奉上。他们之间的“共谋”变得更隐蔽而很难被暴露。相比之下，香港就没有这种风气，教师收礼一经定罪为贿赂，情节严重者则有可能面临10万港元的罚款以及三年的监禁。因此，要杜绝红包现象，不能靠师德规定，还是要靠法律，要定出高压线，而且要由监管机构主导，不能坐等学生和家长的告发。

　　 最后，师德建设不应把压力全都放在教师身上，提高老师待遇、改善教育环境也很重要。比如深圳临聘教师的待遇问题和转正问题，缺乏归属感和遭受不公平对待都容易让人追求短期效益；教育资源的投入与分配如果更均衡，也能减少家长的焦虑，使得他们不会去用红包挑战师德。

　　 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但老师也是现实中的人。让身处现实中的教师愿意全力以赴去完成他们神圣的使命，这才是师德管理的最高境界，期待深圳能探索出更多的宝贵经验。（胡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