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教育
学苑创造

读硕士,坏投资?

时间:2013-07-24 02:35:37来源:本站
□岑汉成
 
        读书与投资有关系吗?恐怕有人会大声反对。因为受教育毕竟首先是修身立德的高尚事,一与金钱挂钩未免落了下乘。然而古谚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以读书获取文化,以文化分配利益的道理,在我国历千年不灭,自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一套颠簸不破的价值观念,今日正遭遇着严峻的挑战。
        《南方日报》10月30日推出一篇报道《硕士成硕蚁,饭碗怎么找?》,文章痛陈当今连硕士研究生也遭遇了一毕业就失业的境况,揭秘在京沪穗众多硕士生悄然加入艰难生存的“蚁族”一群。言论一出舆论哗然,连站在教育金字塔顶尖苦读十余年的研究生都要屈膝于地下室,求片瓦遮头而不得,看来读书不仅已经不是“黄金屋”,掐指一算,连一笔划算的买卖都算不上。此时纵使不忿者再声嘶力竭地强调,读书不是短期投资,而是提高素质、涵养心灵、丰富情感诸如此类,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说服力也相当有限。他们最想知道的往往是,受高级教育到底是不是一项好投资?换做更通俗的大白话就是:读书到底有没有“用”?
 
       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形成?

       读书与功用的关系,是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隋唐科举出现之后,统治者把读书与政治价值捆绑起来。奉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仕子读书也不以功利性为俗,愿意付出寒窗十年的精力成本。舍去科举读书内容的种种弊端不言,它标举读书“实在功利”的姿态,产生不了“读书无用论”的土壤。在科举制度崩溃之后,因为种种原因,“读书无用论”悄然出现。较早的“读书无用论”源头,应该是文革前后的“白卷英雄”风气,人们公然反抗知识考试。他们认为工人、农民扎实的劳动才是实现价值的最高途径,而知识持有者往往是懒惰而无助劳作的,反而要接受劳动人民的改造,读书的“无用”是因为它与主流的劳动价值挂不上钩。而自八十年代广泛开展市场体制改革后,“读书功用论”有了新的标准。成为“市场人”的大众又把知识教育的“有用性”与经济回报进行挂钩,“有用”即是能获得一定的经济价值回报。
彼时的中国经济正处蓄力期,需要大量青年劳动力、物力的投入。物质社会呼唤速度和激情,只要敢去生意场上闯,就意味着丰厚的物质回报。而这一切是象牙塔缓慢、踏实的教育无法给与的。因此,弃文从商的风潮不断对青年人进行撩拨,诸如“造原子弹不如卖咸鸭蛋”、“上珞珈山(武大)不如进汉正街”的小格言整个八十年代不绝于耳,也着实耽误过一批青年。直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一批新的价值口号的出现,人们才重新理解教育回报的内涵。“读书无用论”暂时得以平息,标志是高考扩招多年本科生数量的增倍放大。
        历史背景是不断变化的,一波新的“读书无用论”于十余年后的今日,又在潜滋暗长。这从新千年后屡屡爆出的类如“本科生因无法就业自责自杀”“本科生工资不如农民工”、“本科生到职校回炉”新闻,以及种种对本科生的道德水平非议中已可见端倪。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社会舆论往往归罪于大学转型过快——既然大学教育已由精英走向大众,那么超量招收的大学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硕蚁”危机正在扇打着他们的热脸。硕士生2012年全国研究生计划招生为5172000人,跟百万为基本单位的全国本科生来对比,数量仍算不得多。不夸张的说,硕士生的就业代表着“读书有用论”最后的体面。如果硕士再全盘沦陷,那么“博蚁”很快就不再是危言耸听,从一些情况来看,这并不遥远:
        ——据广东省教育厅于10月25日发布的信息表明:2012年各层次的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初次就业率最低为90.09%,已连续七年低于专科生。
        ——研究生以上学历“蚁族”的比例,从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蚁族群体的学历层次在逐步提升
        ——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编制岗位,吸引了1万多人报名,其中近三千本科生,25名研究生学历
        ——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某,今年研究生毕业后,没能找到理想的“铁饭碗”工作,回村种地。其父压力巨大,选择服毒自杀。
        种种骇人听闻的数据和新闻事实似乎在告诉我们,硕研学历正快速贬值,远离经济价值的实现,造就坊间“硕士不如本科,本科不如专科”的热议,这岂非是一种价值倒置的怪象?早年社会爱用“眼高手低”来归因本科生就业难问题,时至今日,本科毕业生早已经“把眼睛放到地平线以下”。调查中的本科生薪水期望一降再降,大多数人毕业后干着与专业无关、低技术含量的销售工作,甚至有人可以乐于接受“零薪水”招聘。有人为这种改变而拍手称快,笔者看到的,却是家长投资教育的信心的动摇。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家庭让子女早早放弃读书,因为即便站在信息末端的他们,都已经收到了“知识无用”的信息而赶早撤出教育战场。此风一开,后患无穷。知识不一定改变每个人的命运。但是如果有人反复告诉你,知识改变命运本身是一个谎言,那么一定就是社会病了。
 
        硕士就业难根源或在经济结构
    
        《星岛新闻》今年5月22日新闻表示,尽管美国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经济萎靡,但是美国硕士就业机会仍大增 逾六成毕业前就找到工作。
        反观我国硕士竟然毕业就要沦落为“硕蚁”,其社会病根何在?经济学家郎咸平针对此现象,发表有过著名的演讲《为什么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演讲称中国作为正急需人才的新兴国家,大学生数量、专业设置数量与美国相比,不存在过满的问题。据国务院学位办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而美国有1000多所。数量上我们依然落后于人,回报质量上两者之间却有着巨大差距。根本问题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中国低端的制造业形成的主要就业机会,并不需要大量高端的劳动力。今日看来,郎教授之言确中教育与就业关系的命门。国家领导层对此也有所意识,近年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含量”的战略正是对此情况的呼应。
        待到病根消除的一天,教育投资的未来必是光明的。但是,现在有人却主张反向用药,大声疾呼中国教育在就业上的失败,归根到底是与实践、市场需求发生脱节,要求高等教育“放低姿态”迎合市场。这无非是让大学高校向技校职校看齐,是一种职能层次不分的“读书无用论”的变形,是当下大学风气越发浮躁和庸俗化的根源。学生如何理论与实践结合,就业能力如何与创业能力培养取得平衡,是大学教育者需要思索的教育层次细化的问题。我国教育层次不分、定位混乱,确实给教育和就业都带来了困扰。但是,解决矛盾却并不代表取消矛盾,重视实践不否决高层次的理论创造的重要意义。这种分层意识,对于研究生教育而言是特别重要的。研究生本身的就业定位就应该是在科教单位,而这些单位数量的相对不足,导致研究人才相对过剩,被迫投向就业市场,难道只是学生和教育的单方面不努力的错误吗?研究生本应在相对高精尖的领域,结合理论技术优势提供自己特有的贡献。现在把他们培养出来,却逼迫他们与本科生抢晚饭,最终必然自废武功。
 
        “硕蚁”之论是否媒体过虑,观点仍无定论

        从以上分析来看,当下就读硕士确是一笔不稳当的投资。特别对于离生产较远的人文、社科专业来说,他们远不能够像工科专业硕士那样直接上马生产。但是不稳当与“硕士生就业不如本科生”—“读硕士是一笔坏投资”—“读书无用”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南方日报》的报道仅从广东省教育厅一省的数据出发,不见得具有全局性。《中国青年报》早在8月6日就发已经发文质疑,文章标题为《就业数据统计“打架”,研究生就业真不如本科生?》。文中指出三点:第一,在几份不同的高校就业数据中,研究生的就业数据高低不一;第二,66%的研究生起薪在3500—5000,比本科生高2000左右的重要指标并没有人提及;第三,现在的大学就业统计口径五花八门,就签约率而言研究生是远高于本科,但是因为很多高校里,本科生读研就已经上了“就业率”统计,其就业率是“有水分”的。而研究生读博人数相对较少,两者之间无可比性。我们再回头看看“硕蚁论”的数据,即便是在《南方日报》文章数据中,硕士占蚁族的份额仍不到10%。这与我国资源分配不均趋势越发明显,大城市发展更强劲,更容易吸引高学历人才脱不了干系。如此看来,高呼研究生贬值可能是言过其实。
 
        媒体之忧只因扩招隐患
 
        “读书无用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当下这股针对研究生教育的否定,仍然只是停留在媒体的嘴上风暴。作为美国新闻家普利策口中的“社会航船瞭望人”,媒体对于社会大海的礁石总是有着天生的敏感。它们观察着社会生活的蛛丝马迹,预测着未来的趋势。既然敢于对仅只露出一角的现象打这组言论的“组合拳”,绝不会事出无因。
        如果我们将时间拨回2009年,打开诸如“中国教育在线”之类的考研大站,夺人眼球的首先是类似《变革惊雷,教育部研究生计划扩招6.4%》那样的标题。出于对教育、就业的通盘考虑,2009年、2010年教育部连续对硕士做5%以上名额的扩招,使得2年内全国硕士的人数飞速增加10%,增量高达十余万人。据说这个增量名额大量用在一个较新的学位名称——“专业型硕士”之上。根据相关部门的定义,专业型硕士瞄准的是市场需求紧缺的领域(比如广西部分院校的对外国际教育硕士),目的是快速地给这些领域输送高素质人才。而在这个新学制之下,研究生就读时间更短(多为2年制)就能获得学位。他们似乎要比过去只会研究的“学术型硕士”更适应社会实践。这看上去很美的结合,有没有真的可能集理论与实践二美于一身,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然而,来不及品味专业硕士的好处,众媒体先品出的却是不对劲的味道:在产业没有升级的前提下,这十多万从定位与本科生有重合的硕士生就业如何解决?硕士扩招,新名头你给或者不给,大批待业青年就在这里,不增不减。这个现象从长期来看,很有可能将引发一连串问题。而2012年是一个经济亟待平稳的年份,正好是这批新名头的“扩招生”开始大批接受市场考验的第一个年头。
        让我们越过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重新细读“因工作不好回家种地,气得老父自杀”的河北大学硕士案,就会发现他的例子和当年轰动一时的“北大猪肉才子”一样,仅仅是媒体争夺眼球的个例,并无普遍代表性。他是自考生,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并非不谙世事的书呆子;有学校向他提供工作,但是他却辞去了工作;他不是挣扎于生存斗争的“蚁族”,而是一个过于理想的青年。以上种种来看,与其说是他代表了“硕蚁”群体而被媒体发现、解析。还不如说媒体们或许在期待一个印证数据的由头,借此来警示人们,当前社会高学历人才面临的危险境地。
        高学历人士们也许正站在危险的边缘,是不是一脚踩空,还有待时间验证。时下“砖家”们提出的“苦练内功”、放低期待、下基层的意见不失为“不是办法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的主要作用,只是教硕士们如何去打败本科,让本科生进一步下沉。然而,以笔者愚见,社会生产结构状况不变,知识对生产创新产生不了贡献,精英教育转型大众教育的过程就会遭遇诸多尴尬。
        这样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连“精英”都要与“大众”“抢工作”,如此低效率的教育投资当真不如网上诸君调侃的那样,省下四年学费,好好打本去做点买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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