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新闻报道与众多学者的分析中,日本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宽松教育”改革,不仅没能给学生带来真正的宽松,反而酿成“公立瘦弱、私营肥满”、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加剧、国民学力水平普遍下滑等不良后果,最终日本政府于2016年宣告与“宽松教育”诀别。然而,“宽松教育”真的乏善可陈吗? 实际上,日本“宽松教育”的初衷和理念都是值得肯定的,它所引发的包括学力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后果实则应该归因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而非“宽松教育”本身。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宽松教育”改革的背景、内容及其走向终点的过程、原因等,分析“宽松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以期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即教育改革本身是一个由教育内外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的、需要不断校正方向和目标的系统性过程。 “宽松教育”的来历 日本教育受经济发展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培养大量工业领域人才的需求映射到教育领域,教育教学偏向于在短时间内对知识进行量的堆积,再结合日本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模式,导致20世纪70—80年代,考试竞争、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等教育问题达到顶峰。加之日本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起倡导新自由主义,日本开始提倡打造宽裕型学校,减轻学习负担,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这样的教育动向以及这一动向下的教育改革被称之为“宽松教育”。 “宽松教育”译自日语“ゆとり教育”。根据日本权威辞典《广辞苑》,“ゆとり”是指事或物在程度上有宽裕、有富余,也可形容精神状态。必须注意的是,“宽松教育”这一词汇并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官方术语,而是媒体大众依势造出来的名称。日本文部省(2001年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前调查官寺胁研曾表示,“宽松”一词用作教育词汇,从语感上来说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甚至会引发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误解,因为“宽松教育”从字面上看,很容易给大众带来一种“放松教育”的错觉。因“宽松教育”已经成为广为流传、约定俗成的译法,本文仍使用“宽松教育”这一译法,但为了忠实于原本的意思而将“ゆとり”译为“宽裕”。 日本基于“宽裕”理念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启发式教学代替“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意欲改变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引入灵活化、弹性化的教学机制,这是对以灌输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形式发起的挑战,也是建构开放型现代化课程体系的一次尝试。因此,日本“宽松教育”的出发点和理念都是值得肯定的。 “宽松教育”改革的历程 日本“宽松教育”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7年修订版《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创设宽裕且充实的学校生活”这一改革口号,在1989年和1998年修订版《学习指导要领》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削减中小学学习内容、缩短中小学生课时数、增设“综合学习时间”。“宽松教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缓和了教育的紧张氛围,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消极结果,受到了诸如引发学力下降、拉大阶层差距等相关批判。尤其是日本学生在2013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3)和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6)两次测试中排名的大幅下降,更是将“宽松教育”推向舆论风口。 在各方压力之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逐渐调整教育方向,从关注“宽裕”转向关注“扎实的学力”,开始强调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重要性。2008年,文部科学省在《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中增加了小学和初中的课时数与学习内容,表明要切实培养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这一转向被日本媒体及学界称为“去宽松教育”。2016年5月,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正式发表了与“宽松教育”的诀别宣言,称日本教育不会再回到“宽松教育”或“填鸭式教育”的非此即彼中,而是平衡好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之间的关系,至此,“宽松教育”改革走向终点。 “宽松教育”改革走向终点的原因 日本政府与“宽松教育”的诀别,似乎意味着“宽松教育”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然而,“宽松教育”作为一场教育改革,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和路径的选择,更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选择,所以“宽松教育”引发的包括学力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很多后果实则应归因于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大背景。 在日本,对“宽松教育”最大的批判落脚在削减课时和学习内容导致学生学力下降这一点上。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电视机和游戏机普及的时代,这一时期恰逢《学习指导要领》对学生在校时间进行削减。在校时间减少带来课后时间增加,手机、电视、游戏等大众文化媒介在大量的课后时间中极大地分散了学生注意力。与此同时,拥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课后被送返于各类补习班之间,这也导致了“宽松教育”背景下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学力差距拉大。除此之外,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3年开始逐年下降,并于1997年进入少子化社会,加上这一时期大学数量的增加使得大学升学竞争逐渐缓和,而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也在逐渐崩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认为没有必要寒窗苦读,这进一步导致了学生学习动机的减弱。因此,在分析“宽松教育”的时候,要看到上述社会背景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联。 “宽松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 首先,“宽松教育”改革在不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就削减课时和学习内容的措施并不科学。日本学生的学习负担虽然表现为在校学习时间长、课后作业多等,但为学生营造“宽裕”的教育氛围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削减学习时间和内容就能达到的,改革应该在保障一定的课时数与学习内容的基础之上,重点通过优化学习方式来提高学习效率,确保学力的稳步提升。 其次,所谓兼顾平衡就是在有所削减的同时也要有所增加,但增设的“综合学习时间”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补充和转轨”职能。“宽松教育”改革中虽然提倡“综合学习时间”,通过体验式、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但到底如何实施,当时的文部省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意见或学习的案例,也没有给中小学及教师提供相应的指导和支持,因此徒增了学校和教师的工作量和无力感。 最后,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平衡及其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也是“宽松教育”改革走向终点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宽松教育”并未保证教育系统内部的平衡。在社会竞争形势不变的前提下,日本政府没能同步推动评价方式的变革,对于“宽松教育”改革中提出的培养学生“生存能力”的目标,当时的文部省没有给出能够对“生存能力”进行考察和评价的指标、框架及内容。另一方面,“宽松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系统之间产生了脱节,当时的日本社会用人制度依旧高度关注学生的学历,也因此,“宽松教育”提倡学校重视“生存能力”培养、要求学校创造“宽裕”氛围的理念最终流于口号。 日本《朝日新闻》于2016年5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宽松教育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只有删减教学内容,其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初衷却并没有传递给社会大众。重要的不是否定宽松教育,而是要看到宽松教育的问题以及哪些东西值得被传承下去。”实际上,从2017年修订的最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及近年来日本的教育改革文件来看,“宽松教育”理念并未从日本课程中退出,课时和内容虽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回到1998版《学习指导要领》之前的水平。“宽松教育”的理念实际上通过“生存能力”以及课程教学方法上的“能动型学习”(active learning)口号在延续。所以,“宽松教育”虽然走向了终点但并没有终结。 (李冬梅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